巨变时代“危”“机”四伏

危机，在汉语解释中可简单理解为危险，同时蕴含着机会。虽然我们无法对危机的定义做一个量化的叙述，比如发生频率是多少？持续时间有多长？影响范围有多严重？但我们只需从中提取关键信息，即“危”与“机”共存，不论大小，危机伴随着剧变，意味着转折点，也意味着革新。

关于“危机”的讨论来自于《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这本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一名生理学家、鸟类学家、地理学家、作家。他的代表作《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各行业都有涉及，以致于有人如此评论:我怀疑贾雷德·戴蒙德实际上是一群各行各业的专家共用的笔名。

与其代表作相似的是，《剧变》同样依赖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他用7个国家的历史问题为例，加上自己的故事，以小见大，去探讨一个解决人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思路。虽然没有太多定量分析和数据支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妨碍它能给读者带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去探讨更多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危机框架

贾雷德在书中探讨的危机框架有12个因素。因个人阅读体会将其缩减成以下10个方面，借以传达作者的主要思想。具体为:承认身处危机的事实、主动承担责任，避免自我怜悯、选择性变革、请求外力协助、借鉴过往/他方经验、自我认同/集体认同与核心价值，客观的自我评估、失败容忍度、变通和灵活性、忌自我约束和设限(地缘政治约束)。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国家案例来讨论如何处理不同的国家危机类型(此框架同样适用个人危机应对)，处理过程都与哪些危机因素相互契合，从中体会贾雷德危机框架的意义和价值。

外部突发式危机

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拥有1.7亿人口的苏联对战仅370万人口的芬兰实力悬殊。英、法、德、美的不理会，让芬兰认清自身孤立无援的现实,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这场危机。但在这场不幸中，芬兰人团结一致，对其民族的高度文化认同和归属凝聚成巨大力量，巨额赔款反而刺激了国内生产发展。同时芬兰以其谨慎行事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利经济增长。

从危机框架因素分析，芬兰缺少了外力协助、可借鉴的经验故加大了应对这场危机的难度。但总体而言，芬兰应对国家突发式危机的方式可以说是成功的。

同样是应对外部突发式危机，日本则追求一种更加独立的长期策略。1853年佩里叩关，给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幕府统治带来巨大冲击，紧接着英国、俄国、荷兰迅速出击，给日本带来了动荡不安的14年。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策略是学习西方，从军队、航海造船工程、科学技术、文学法律等多方面学习西方。到了明治维新阶段，西化加剧，教育、军事领域都经历了大型改革，与此同时，日本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国家集体意识形态等日本核心价值观根植人心。

选择性变革、请求外力协助、借鉴别国经验、强烈的国家认同、失败容忍度高等，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展示了这些危机因素的作用，迅速转危为安，甚至踏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内部突发式危机

19世纪50-70年代，智利国内极端化程度不断增强，政治妥协的局面逐渐崩溃，阿连德的共产政府和皮诺切特的军政府暴政先后实行。接连两位领导人的破碎政治。智利人却能快速走出这一严重创伤，新政府提出“全民智利”的口号，做出了选择性变革，在权力分享、经济政策、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转向，展现了智利出色的灵活应变能力。而较为特殊的一个因素是因地缘政治而享有的自由行事的优势。

就国家层面的危机应对而言。智利是成功的。但个人危机方面，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的民主政府对于军事罪犯的处置小心翼翼，因为部分智利人仍旧对独裁政府暴力横行的时代表示支持，国民的民主思想意识处干迷惑混沌状态。

印度尼西亚做为一个岛国。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存在巨大差异，经历了与智利类似的阶段。国内政治势力彼此不愿妥协，出现了长期的军事独裁，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的大屠杀，让这个国家危在旦夕。

但印尼的案例中多彰显了危机框架中不利于解决问题的因素。一是由于政党分散，缺乏长远的民主传统，国民统一意识和国家核心价值观非常淡薄。二是作为新成立的岛国，无法从过往历史中积累经验。三是国家领导层面不愿直面现实，无法做到客观的自我评估，自认为可以拯救国家。从好的方面来看，印尼做出的经济改革和从西方获得的经济援助也帮助这个国家逐步恢复。但时至今日，军方独裁仍在印度尼西亚占据统治地位。

渐进式危机

德国历史上出了两名领导人，将这个国家引上了穷凶极恶的道路。一是挑起一战的德皇威廉二世，二是挑起种族屠杀的希特勒。由于领导人缺乏对国家的自我评估，盲目做出决定，走上错误道路。而强烈的国家认同，加上过往解决危机的优秀经验，容忍并正视两次错误的政治走向，做出淡化权威和提升女性地位等选择性变革，让这个国家历经纳粹屠杀、国家分裂等诸多危机后仍然能最快恢复经济，走向正轨。

对比二战统一战线的日本，德国最让人钦佩的是它正视历史的态度。在外交信任危机中，德国避免了受害者心态，没有自我怜悯，而是与昔日对手和解。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国家领导人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的下跪。相比之下，日本在处理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疏远冷漠得多。

关于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上，在上述国家中澳大利亚无疑是需要最长思考时间的一个。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原住民在航海运动中基本被赶尽杀绝，新移民以英裔白人为主导，在种族问题上的“白澳政策”(鼓吹白色人种优越性)争议不断，对“英国子民”的身份归属观念模糊，从一战到二战期间，这些问题一一牵扯着澳大利亚人的思想。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逐渐意识到自我审视和评估的重要性，本国情况已发生改变，于是展开了旋风式的综合改革，与英国划清界限，加上长久以来接受英美两国的帮助，经济积累基本稳定，得以完成国家的整体蜕变。

最后

人类也好，国家社会也好，发展中的主体总习惯性地忽视自身的毛病。逃避危机的存在，等到幡然醒悟时，却已深陷泥潭，为时已晚。放眼当今社会，地缘政治争霸、核武器、气候变化、化石燃料枯竭、能源短缺、不平等问题加剧，种种社会性问题展现在人类面前。但在国泰民安的环境里，人确实很容易失去感觉，鲜有人去思考解决这些危机的途径。

而社会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人类似乎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型去回溯、去预判。所以贾雷德提出了一个面对和处理危机的思想框架，也算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思考和研究的维度，不失为一种可选的路径。

贾雷德在书中也对当今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发展局限和未来，观点客观中立，给人很多思考。尽管历史和未来很难预测，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和无法预见的影响，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面临危机时借鉴历史，为当下的困难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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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办公室/张涛 供稿